■記者 張懿

　　去年因疫情而改在線上舉行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莫比烏斯論壇，今年終于重歸線下。作為一場讓科學大師們大膽展望科技前沿與人類命運的圓桌會議，今年的“莫比烏斯”特意邀請了多位青年科學家。因為有了這種超越領域、超越年齡的面對面對話，昨天的現場產生了許多有意思的思維碰撞。其中最精彩、最特別的部分，并非科技硬核的一面，而是它與社會、人文在交叉點上擦出的火花。

　　科學要善用互聯網與公眾溝通

　　南方科技大學教授楊天罡發問：“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，我們該怎樣讓科學與公眾形成合力？”

　　這個問題立即引來科學家的熱烈討論。第一個接過話筒的是1986年圖靈獎得主約翰·霍普克羅夫特。他的觀點很鮮明：政治家要決策，離不開公眾的支持，如果公眾不理解科學，那么政府能做的就會非常有限。

　　霍普克羅夫特此前正在美國推動一項科普工作。他希望讓大眾了解，在三歲前進行早期大腦開發，對人的成長至關重要。為此，霍普克羅夫特到處尋找優秀的科普作家，并許以豐厚的稿費，希望他們能就這個話題為報紙雜志撰稿。但一些優秀的作者告訴他，這份努力很可能是白費功夫：“他們說，美國至少有一半的人從不讀報看雜志，所以，寫這些文章并沒有太大意義。”經過反思，霍普克羅夫特得出結論：科學家必須用好互聯網和社交媒體，否則很難與公眾交流。

　　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邁克爾·萊維特說，不少人的思維存在偏見，比如許多美國人對待新冠病毒的態度就不科學，過于政治化。因此，對他們開展科普教育非常重要。對科學家而言，必須善于與各種不同的人交流。事實上，最有價值的討論，應該發生在立場、觀點不同的人之間。與此同時，社交媒體也需要在算法上進行一些優化，減少信息推薦的同質化，并且避免“粉絲”抱團形成小圈子。

　　抓住“科學語言”的童年敏感期

　　浙江大學教授林曉的問題很有意思： “怎樣才能做一名自信的科學家？”林曉發問的背景其實有些無奈：作為一名基礎科學研究者，工作中很多人會問他“你的研究有什么用”，這讓林曉感覺有些不太自信。

　　200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杰·科恩伯格接過話筒，把它導向了青少年科學教育。科恩伯格說，實際上所有的科學都是應用科學，只不過有的在當下就能應用，有的則在幾十年之后。他承認，與公眾或是企業家探討“科學有什么用”并不容易，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人們小的時候，就教會他們享受科學與探索的樂趣： “這樣，等他們長大之后就不會再問了。”

　　科恩伯格說，科學并不復雜，復雜的是科學語言，也就是要用公眾可以理解的方式，對科學道理、科學精神進行清晰表達。正如人類學習語言有“敏感期”——把一個孩子放在外語環境中，三個月，他就能把這門外語說得近乎母語；但換成成年人，他學語言就會辛苦得多。科學語言也是如此。所以，科學家們應該抓住兒童的敏感期，讓他們從小習慣于用數學語言來思考，同時接觸化學語言、地質語言、分子語言等。

　　在元宇宙中再現一堂費曼物理課

　　西湖大學彭斯穎老師昨天“蹭”了一個元宇宙的“熱度”。她本人是美國已故著名物理學家、諾獎得主理查德·費曼的粉絲。費曼不僅是學術天才，在育人方面也是大師。常常思考如何更好地給學生上課的彭斯穎為此發問： “能不能利用元宇宙讓費曼起死回生，重新回到講臺給大家上物理課？”

　　思維跳躍的萊維特當即表示，如果元宇宙技術足夠發達，費曼理應身在其中。科恩伯格也表示，很多老師其實并非自愿從事這個職業，他們的課無法激發學生對科學的熱情，甚至學生們在課后可能再也不想從事研究了。因此，提升科學水平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找到真正的好老師，把他們的課程做成視頻，傳到網絡上，讓全世界的學生都來觀看和學習。

　　作為計算機領域的頂級專家，霍普克羅夫特對此比較慎重。他說，很多人都在嘗試讓人工智能參與教育，但教育是如此復雜，可能很難找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優秀的教學方法。在他看來，優秀老師的關鍵，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科學知識和上課技巧，而是他們是否真正關心學生。霍普克羅夫特為此向校長和系主任們建議，大學應該調整對教授的評價標準，將更多關注從發表論文、獲得經費，轉到老師們的課堂表現上。

　　在結束發言前，霍普克羅夫特特意提到了他親身經歷的一個“上海故事”。在著名學府康奈爾大學任教的他，曾帶過三個來自上海的博士，巧的是，這三個學生還是高中同學： “他們的學校距離今天的會場不到30分鐘車程，他們都向我提到了同一位老師，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。”